马高和孟东升发现戴进近来很注意自己的仪表。与此同时，还发现他经常一个人溜出去，很晚才回来。有几回他们三人邀了苏苏一起喝茶，然后吃自助西餐。苏苏说：呵，我再也不想吃沙拉和羊角面包了。孟东升非常敏感，说：看来在我们三位之外你还同谁一起吃过。喝茶的时候，吃自助餐的时候，苏苏都挨着戴进坐。他们两个人的眼睛里常常掠过一闪即逝的默契。马高和孟东升都看出了这一点。孟东升对戴进说：我曾经读到过一本书，是文言文的，里头讲了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我可惜现在忘了，只记住了故事的名字。戴进丝毫没有感觉到语言的圈套，吹了吹水面，喝了一口银针，漫不经意地问：什么名字？孟东升说：叫《卖油郎独占花魁》。戴进愣了一下，接着脸上就泛起了红潮。只有苏苏没有明白过来，她说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听别人讲故事。小时候有人跟她讲，长大了就没人跟她讲了。她还要孟东升重复一下那个故事的名字。第一是她没有听清楚；第二是她没有听明白。

　　哦哦哦，孟东升说，好话不说二遍哦。

　　苏苏，你上当啦，戴进说。他脸上的红潮还没有褪尽。

　　马高拿一只手把另一只手的指关节捏出一串清脆的啪啪声来。这表明了他对某一事实有力无处使一般的莫可奈何。

　　苏苏天真地推一推戴进：告诉我，我上了什么当了？

　　半年之后，戴进和苏苏结了婚。事到如今，马高和孟东升早已将失衡的心态调整了过来。当苏苏出现在三个人面前时，结局有至少三种以上的可能。但是一种事实的确立却剥夺了其他的可能。恰恰只有丧失了可能的时候人才反而容易恢复自己的失衡。马高和孟东升觉得自己应当高兴，没有道理不高兴。他们开始为戴进感到骄傲。苏苏这朵好看但不一定好摘的鲜花毕竟落在了自家兄弟的手中。三个人中戴进的年龄稍大，这么一来他们应当把苏苏叫做嫂子了。这样叫是很不顺口的，叫的听的都觉得不对劲。苏苏说：还是叫我苏苏吧。几多难听呵，嫂子。好像我一大把年纪了，可怕！苏苏还说：我是戴进的老婆，也是你们两位的好朋友。苏苏又说：我爱戴进，我喜欢你们！

　　婚礼是在湖南宾馆的巨大的西餐厅举行的，一共请了20桌。最忙的要数马高——也许是因为他的个子太伟岸，所以他的忙特别显眼。马高一会儿在门口迎客，一会儿到各个席间送喜糖。那兴奋的模样给人印象至深。后来大家敬新郎公的酒的时候孟东升把盈着雪碧的酒杯悄悄递给戴进。可是这个花招被别人识破了。众人叫起来，一片嘘声。而戴进这时已喝了许多，连颈根都红得像是一截粉肠了。马高挤过来，从戴进手中夺过别人重新斟好了五粮液的酒杯，大声说：我代我兄弟喝了这杯好不好？话说完的时候酒也一口饮尽。有人抗议，说酒是敬新郎公的，你喝了不算，再来，让新郎公喝！马高朝那人厉声喝道：这位朋友，你这样为难我兄弟，无非就是想图一点痛快对不？想图痛快好说，那我就索性与你单挑，三比一。你喝一杯，我喝三杯，如何？那天苏苏也请来了好几位同事，事后她们对苏苏说，她们倒不怎么羡慕苏苏的丈夫有钱，只羡慕她丈夫有那样两肋插刀的好朋友。

　　婚后苏苏就没有再去上班。戴进说，为了两三百块钱的工资天天去站柜台，太划不来了。就是说，苏苏办了留职停薪手续，也过起了他们那样的懒散日子。上午睡到九十点钟起来，浏阳妹子把苏苏爱吃的葱油粑粑和豆浆送到餐桌上。吃过早饭后就在院子里逗逗毛毛——现在毛毛长得非常剽悍，立起来很是吓人。有时苏苏随三个男人一起出去喝茶，有时一个人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街上租来的香港录像片，嗑瓜子，打哈欠。实在无聊了，就到厨房里指导浏阳妹子做糖醋里脊或鱿鱼三丝。生活的虫子就是这样朝前蠕行。

　　现在苏苏终于发现了男人们与过去她刚认识的时候的一点不同：他们开始谈论怎样赚钱了。事实上苏苏对丈夫就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能坐吃山空呵。那天吃过晚饭他们四个人散步来到天心阁，坐在古老的灰色的城墙上又说起了这个话题。天心阁可以鸟瞰整个的长沙城，灯火升起来了，闪闪烁烁的一大片。苏苏一边欣赏着黄昏的景致，一边听着男人们聊天。她看出来了一点，男人们对赚头不大的事一点热情也没有。她很理解地想：他们毕竟是在海南那样的地方见过大钱的人呵。办厂子、办服装店、办餐馆……都没有太多意思。现在有什么事好发大财？现在没有什么事好发大财。除非你贩毒或是买卖军火。但那是我们能去做的吗？最后，当他们在夜色里穿过城南路的灯火回到下碧湘街248号时。男人们的心中仍然是一片茫然。这就意味着坐吃山空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什么钱好赚也是一个问题。

　　苏苏曾经向戴进提出过，想要开一间咖啡吧。她提出了一些设想，比如装修的风格，一架三角钢琴、粗糙墙面上的外国电影招贴画，等等。这适合我来做，她说，你们也有了自己的地方喝茶聊天。他们三个人都被说动了。接下来的事就是苏苏去考察本市咖啡吧的经营情形。不到一个星期，苏苏就沉默了。戴进安慰她说：长沙人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消费习惯。长沙不是北京，更不是巴黎。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雪马
作    者:何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