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洙泗书院记游

    访问曲阜洙泗书院之前，我想先到孔庙去一趟，因为到了夫子的故乡，不跟他打个招呼，会因失去礼节而心中不安，可是，到了孔庙，才觉得事情真有不巧，那里正办一个文化节，戏台就搭在孔子寝宫大成殿前，接近孔子的所有通道都被荷枪实弹的保安封锁，除了演戏的之外，连一只蚊子都飞不进去，我也就无缘接近近似于被软禁的孔子，我只好像《等待哥多》中的那个傻蛋一样在外围傻等，希望戏演完之后孔子能拨冗接见我们，好不容易等到幕谢人散，可天已趋黑，他老人家已衰惫到无法见客的地步，而我也同样心身疲乏，于是只好作罢。撤出庙堂，在大门疲软地清咳一声以后，消失在孔子时代逝去2500年之后的夜幕中。古都曲阜霓虹凄迷，大街小巷，人气如牛，暮秋的晚风和我一样沮丧，密如棋子的客栈都打出爆满拒客的幡旗，是夜，在孔子故里投宿无门，只好驱车到邹县亚圣孟子的故乡过夜。

    次日，从邹县前往洙泗书院，一路上，我一直在想，究竟该用什么方法怀念孔子，在中国文化经历了2500多年的陶洗和净化之后，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更灵活，更细腻，也更畅达，对生命价值的阐释更有抒情吟唱的空间，但同时也更容易走向毁灭、调侃、实用、恣意妄为的误区，不能从正常生命意义上与孔子接近，精神的栖居地被另类的事物占领了。而这正是我所忧虑的。

    我知道孔子这个名字时候，已经十四五岁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尾声，批林批孔方兴未艾，孔子成了草民蔑视的靶子，铁血金戈的白天黑夜，他的塑像连同思想被劈得形销骨散，体无完肤。由于精神的盲从和对文化的辨别的低能，我在未接触孔子任何著作的时候，就如同匹夫匹妇那样跟在人后摇旗呐喊，一点也看不出自己灵魂的变形和孔子灵魂的哭泣。从十几岁的孩子到今天的成人，我是踏在孔子的灵魂上前进的，愚钝的生命被唤醒，而对文化的膜拜与寻宗迫使我消隐在孔子庞大的精神体系之中，像隐士那样活着，人生中许多美好的季节都是在对孔子的遥想中度过的，我感觉到了树叶由绿变红，果实由花蕊变成金黄，春的信息像犁铧那样从荒圮的心灵拂过，生命美妙到无与伦比的地步，罪恶已经离我远去，文化最终可以将一切丑恶感化。

    汽车在我沉思默想的时候，像匹纯种的白驹，在辽阔的曲阜平原奔跑。庄稼已经收割，粮食均已入仓，四野皆是大地的原色。这样的风景，特别能看清遥远年代所发生的事情，并渴望与遥远的热土亲近。正午过后，洙泗书院到了。

    如今的洙泗书院，远没有从前那样风光，独处乡间，置身乡舍农田之中，离市区很遥远，来曲阜游览凭吊的人也只到孔林、孔府、孔庙那样的公众化程度很高的场所去走走，很少有人记起这乡间旷野中的讲舍曾经与孔子的生命息息相关。因此，洙泗书院的繁华也就只存在于史志当中。大多数时候这些史志是尘封的，不过，对于中国思想文化教育史来说，它们时刻准备打开，就像这座乡间的庭院，虽然长年处于闭锁状态，但钥匙总放在那里，任何一个来到这里的文化人，只要你愿意都可以凭着一把钥匙进入内宅。

    中国书院的历史，其实是只能从唐代算起的。作为教学组织而存在的书院历史更晚，大约始于五代至北宋初，因此，如果我说洙泗书院的历史有2500年之久，一定会有人站出来指正，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历史渊源，我们完全可以据此一路上溯。好在这件事情修撰方志的前人已经做过了，而且十分到位。

    根据方志的记述，洙泗书院就是孔子晚年讲学的“先圣讲堂”。《阙里文献考》记载：“汉时诸弟子房舍、井瓮尤存，光武帝击破董宪于昌虑还，过鲁，坐孔子讲堂，顾指子路室诣左右曰：‘此吾太仆之室也’。”元至元三年（1337），孔子第55代孙孔克钦任曲阜县尹，在旧址上创建书院，任命孔子第53代孙孔滨为山长，因书院位处泗水以南、洙水以北，故以“洙泗”命名。明代正德二年（1507）朝廷升山长为国子监学录，规定由孔氏子孙世代接替，清代各朝相继整修，到民国期间，殿、堂、门、庑等各项建筑仍旧十分完备。今存建筑40余间，分为三区，东区有更衣厅，西区为礼器库、神庖、神厨，中区为大门、讲堂、大成殿、两庑，院前有神道，神道的尽头为牌楼，楼额大书“洙泗书院”四字。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洙泗书院虽建在孔子讲学的旧地，但却没有延续孔子聚徒讲学的传统，而只有奉祀孔子的功能，这是后世对孔子神化的结果。乾隆本《曲阜县志》说：“书院者，本为春秋讲学而设也，今朝祀虽肃，而弦诵之声无闻，戾厥旨矣。”可见曲阜本地的古人对此也有看法。

责任编辑:雪马
作    者:江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