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淑红并没有去自己的服装店，而是去了医院，在医院门口她看到络腮胡男人早已等在那里，后来我们得知这个男人叫孙文武。

    孙文武陪着任淑红去做孕期检查，他俨然以任淑红亲属自居，为她挂号和交费，温柔地把她送到医生面前。接诊的医生不无赞叹地对任淑红说：“你老公真不错，现在这样的男人不多了。”

    任淑红笑着说：“他不是我老公。”

    医生尴尬地拿起听诊器：“我还以为是你老公呢。”

    从医院出来后任淑红跟着这个名叫孙文武的络腮胡男人去吃饭，他们相依相偎走近饭店的亲热劲吸引了饭店服务员的注意，他们进了最里面的包厢，要了一份是价格昂贵的甲鱼。孙文武拍着自己结实的钱包说：“要让我儿子吃好呀。”

    任淑红娇嗔地说：“你怎么知道是儿子？看把你美的。”

    孙文武自豪地说：“肯定是儿子，我是谁呀？我是孙文武，百发百中生儿子，根红苗壮。”

    任淑红噘着嘴巴给了孙文武两拳，这时服务员刚好端着甲鱼进来，任淑红毫不客气地给自己盛了碗甲鱼烫，孕期女人的嗜吃降临到了她身上。

    任淑红那天是带着满嘴的甲鱼味回到家的，服装店的事情有孙文武和店员照看，她也懒得去。那时周帅已经做好了晚饭，坐在房间看书，一边等任淑红归来后开饭。

    任淑红却捂着鼻子说：“我已经吃过了。”梧桐不动声色，端着碗去厨房了，所以饭桌上只有周帅一个人，他孤零零地坚守在客厅的饭桌前，享用着自己炒的苦瓜、鸡蛋和鳝鱼，他的心情和那盘青色的苦瓜一样，充满了苦涩和无奈。

    毫无疑问，我们水果街人对周帅是抱有同情之心的，人们觉得是凝聚在任家小楼里的阴风邪气害了周帅，在那幢小阁楼里，一般男人休想正常生活，因为在那里聚集着任家几代人的阴气，孱弱如书生的周帅当然无法承受。这是大大小小水果街人对任家的定论，谁也别想推翻，何况如今任家小院内的桐树下又多了个小任泉。

    说到任泉时大家的心里难免闪过一丝阴影，任家院子内的那棵桐树茂盛的枝叶伸到了街中，整个夏天尽职尽守地为过往街口的人遮出阴凉，人们不无幽幽地想，小任泉也许正在无声地俯视着水果街。她注定要看到任家的纷争和起伏，直至最后彻底消失。

    从我高二开始，我在水果街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和我同龄的孩子们戏谑地称呼我王清华，在嫉妒或者嘲笑和我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最令我失望的是，我少年时期最友好的哥们卫红也疏远了我，每次见到我时，他的神情平淡而冷漠，再也没有先前的那份关切和随便，他甚至中归中矩地问候我：“吃饭没？”

    有一次我看见他和几个我们的初中同学在街口闲聊，一种侥幸心理让我走了过去，满怀热情地想加入他们的谈话，然而他们的对话却因我的到来而停止，我尴尬地张张嘴巴，想尽量说些什么，然而最终却什么也没说出口，我这才发现我们不在一个高中，连谈话的共同话题几乎都找不到了。唯一可说是当前学习，可我知道卫红最讨厌别人和他说学习。

    我极为无趣地在他们中间站了一会儿，然后就走开了，在那一刻伤心之极，我觉得我的少年友谊就那样随时间远去了，而更令我伤心的是，在我走出不远时我听到有人对着我的背影小声嘲笑：“王清华呀，我们怎么配和清华大学生说话呢？”我很清晰地听到说这话的人就是卫红。所以说，我和卫红真正的决裂，正是始于此时，他严重地伤害了我，以戏谑的方式。

    我停下了脚步转过身去，目光死死地盯在卫红脸上，卫红没有迎接我的目光，而是胆怯地避开了，吹着口哨朝水果市场走去。

    后来的日子我很少碰到卫红，那时候随着学习的逐渐紧张我已住校，只在每周的周日才能回家一趟。秋天的某个周日我母亲告诉我：“卫红辍学了。”

    我的心头一惊：“为什么？”

    母亲说：“他现在跟着他母亲做生意去了，他爸爸还有好些年才能出来。”我母亲说到这里时叹了口气，很显然她对卫红的辍学行为很惋惜，虽然他学习很差，几乎每个学期考试都在全年级最后几名，可是突然辍学，依然为我母亲所不能接受。在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我母亲似乎有些不像水果街人。

    许多次我路过水果市场时都想进去看一看，我想看看卫红站在水果摊后的样子，我甚至想我也许应该从他手里买几斤水果，然而我的这一设想却很脆弱，脆弱得每当我一走近水果市场的大门就内心发慌。我觉得作为水果贩子的卫红应该离我很遥远，可是现在他却近在咫尺。所以，从那时开始，我再也没有走进过水果市场。

责任编辑:雪马
作    者:王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