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年初曾经用洁净优美、富于诗意和理性的文字来描写记忆中的乡村，那些远离都市的柴禾、水井、稻草、老屋、犬吠、木板桥和牌匾等在作者冲淡的笔下一天天老去又一次次新生，出版的散文集《带着村庄上路》受到彭见明、蔡测海、王跃文和陶少鸿等名家好评。作为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漂泊者”，在乡村俚语里怀想、在民间小调里解词，是许多写作者最为常见的创作模式，但尝到甜头的卢年初是个“不安份”的人，确切地说，是个不愿重复、喜欢挑战、寻求超越的人。正因为此，他没有沿着轻车路熟的写作方向走下去，而是把目光投向当下、投向身处其间的机关。在他的叙事中，生活向我们展现出另一番景象，既不是简单地对乡村岁月的无情颠覆，也不是改变一种视角对官场生活进行现场直播，而是从文化关怀的维度对机关生态进行还原性解读。

    作为对过去宏大叙事的一种扬弃，卢年初的写作不是出于功名的目的，而是出于精神着陆的需要，因为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漂泊，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迁徙，更是一次文化心理的迁徙，卢年初要做的就是对“在途中”的人生迷茫、灵魂挣扎和精神痛苦的深度叙述。可贵的是，作者不是依靠纯粹的想象和虚无的梦呓，而是依靠生活的积累和心灵感悟，使自己的艺术才情和内心冲动在文本里得到集中爆发和充分表达。

    威廉·福克纳所说：“人类之所以永存，不在于万物之中唯有他可以连绵不绝地发出声音，而在于他有灵魂，有一种同情、奉献和忍耐的精神。”卢年初的散文有灵魂，有同情，更有忍耐。他的文字干净，张力充足，不是简单地依赖形式、技巧和语词的新颖，而是由在场的真实情感来引导思想的穿越和精神的抵达。文本的心理向度是古朴的，简约的，是有品格、有质感、有味道和有气韵的，呈示个人的文化特征和审美追求。在这里，写作变成了一种具体的“我”隐身于物象之中和思想之后的自觉发现和清晰表达，而不再是一种物我的远离和“我”的遁场或隐身。

    例如，在《一个人的诊所》中，机关浓缩在一个人的经验中。诊所是一个人的诊所，这里的一个人既是指一个具像的看病医生（马医生），又是指虚像的“当官的”这个患病的集体，这个诊所不是对外的，只是对内的，是专门给机关里那些患小病小恙的人设立的，它成为官场的晴雨表是理所当然的。而给领导拿药不仅是一种信任和器重，同时也是一种待遇。作者由不熟悉到熟悉，这种心路历程就像从农村来到城市一样，有过挣扎和困惑。后来，到诊所去多了，马医生给了点好处，自己就想着回报。有一回得病，本可以去大医院的，却为了给马医生回报，而去她那儿打点滴。这就是农民质朴的报恩思想，是可贵的精神还乡。文中最为精彩的是作者的心灵感悟：“领导有时还想得得病，不是为收几个东西，是想检验下别人的忠心；再者就是自己对组织有情绪了，往医院一躺，拉倒不干。”这简直是一种泄露天机的写法。

    记得诗人于坚曾经说过：“散文是一些语言的痕迹，就像生活，只是各种痕迹、碎片、瞬间、局部，它们只在老子的‘道’这个意义上是有机的。”我觉得，这里所说的“道”就是一种文化关怀和价值取向，而所谓的“机”也不是粘合，而是一种自由的构成，是“我”在物象之中的自由跳跃和穿梭、分解和成型、催发和举证。卢年初的这种写作是属于原生态的，是在场的直面生活的写作，我将它命名为“亚都市叙事”，其文本向度是开放的也是多元的，其精神深度是当下的也是久远的，其心理广度是个人的也是大众的。这是机关生态的精神原貌，它与日常化的、平庸的、商业化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

    具体地说，“亚都市叙事”与“亚乡土叙事”是一个镍币的正反两面，按照评论家雷达的解释，就是指当前一大批笔触伸向城市，不再显得“纯粹”的类型文学（既非乡土文学亦非都市文学），这类作品一般聚焦于城乡结合部或者都市边缘地带，描写乡下人进城过程中的灵魂漂浮状态，展示现代化进程中劳苦大众所必然经历的精神变迁。叙事中的主体已经由被动地驱入城市变为主动地奔赴城市，由生计的压迫变为追逐城市的繁华梦，由焦虑地漂泊变为自觉地融入城市文化，体现出一种既是乡民又是非乡民、既是市民又是非市民的迷惘与期待，他们的身体不愿意回去，精神也不愿意回去，他们的感觉永远“在路上”。他们能够回去的只有一份乡愁、一份发黄的记忆，即便这份记忆，也在强大的现代化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乡土记忆的祛魅化——使得在乡民们也大量地丧失了农民性，成为城市欲望主体的异型。“亚都市叙事”聚焦的核心就是诞生这类欲望主体异型的机关。卢年初要表达的，作为人生竞技场的机关，有着怎样的酸甜苦辣，有着怎样的浅愁低唱，有着怎样的生存玄秘和心灵冲突。

责任编辑:雪马
作    者:三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