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何顿对话:都市原态的世俗关怀与野性生命的动力呈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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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茂:我知道,你的原名叫何斌,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沙蛮子。你的笔名听起来像巴顿将军一样,给人一种很威猛、很有力量的感觉,倒是与你的创作风格相匹配。你能说说你的这个笔名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我之所以对你的笔名感兴趣,是因为我发现你的大部分小说,主人公处于集体无名状态。例如,在《抵抗者》中,故事的讲述者“我”叫小毛,这是一个没有姓名的人。“我”的真名叫黄跃进,这个名字的时代特征非常明显,与无名没有什么两样。而“我老爹”的名字叫黄山猫,这也是一个无意义的名字,一个瞬间被随意命名的符号。但即便这样的名字,在因为长得丑而顶替兄弟当兵时,最终被营长轻巧地改了,叫“黄抗日”。这种改名是毫无商量的,带有强势人物的命令式和赐名化。最明显的是《我们像野兽》中的几个主人公,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国庆鳖、斌鳖、中鳖、军鳖、伢鳖、宇鳖、坨坨鳖,对于这样无名无姓的人,你完全可以用阿拉伯数字来替换,它反映了被述对象的底层性(小人物),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姓名的重要性。 罗兰.巴特认为人物具有符号性,它不再是有关一个世俗姓名的义素的组合,而是生平、心理和时间的具象化。特别在中国,自古以来,姓名乃须发一样,为父母所赐。中国人历来十分看重自己的冠名,命名的好坏甚至直接意味着受名者的人生遭际和命运的荣辱兴衰。正因为此,新时期中国作家对自己作品中主人公的命名总是隐含着种种寄寓。例如,张贤亮短篇小说《灵与肉》,小说主人公叫许灵均,命名显然是根据中国古代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的悲惨遭遇而发。屈原名平、字原,号灵均。屈原代表作《离骚》被王逸认为“离为别,骚为愁,放逐离别之言,心中愁思之叹,直陈人君之讽也。”这篇小说的女主人公李秀芝也显然是借喻《离骚》中的香草美人之意。张贤亮的中篇小说《龙种》,其主人公“龙种”之命名也显然是借用了马克思的名言:“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甚至他的另一部中篇小说《绿化树》中的小说主人公章永嶙就是作者张贤亮名字的谐音。这也正是这部小说的作者怎么也不愿意删去主人公最后走上“红地毯”这个俗不可耐的情节之良苦用心。 类似的情况几乎在新时期每一个中国作家那里都能找到不少例证。史铁生在谈到他的长篇处女作《务虚笔记》中用字母命名主人公名字时坦率地承认:“姓名总难免有一种固定的意义或意向,给读者以成见。”人物一性格化,难免“使内心的丰富受到限制。”而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中,“名”的释义是政治化的:“当局只是有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动,要削弱乃至完全扫除这些人的名谓权——因为任何一种名谓,都可能成为一种思维和一整套观念体系的发动。” 这种说法很有道理。《伤痕》中的主人公叫王晓华(小花的谐音),她的命名就是赵树理著作中经常出现的“‘小元’、‘小宝’、‘小明’、‘小福’等‘小字号人物’”(《李有才板话》)这一“整套观念体系”的延续。陈荒煤在评论赵树理的作品时指出,这些“小字辈”人物是被“剥夺阶级”“压碎了的……一代”。 讽喻的是,王晓华的无名是自己的冠名权被野蛮地剥夺造成的;祥林嫂的无名则是从卑贱的家庭中“继承”过来的——有钱的人继承祖先的产业(荣耀),无钱的人继承祖先的卑贱(无名)。中国作家对作品主人公的命名总是包含寓意。卢新华《伤痕》中的主人公“王晓华”、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副指导员“李晓燕”是“小花”、“小燕”的无名指称;而刘心武《班主任》中对人物的命名如“好孩子”石红(象征“根正苗红”)、“坏孩子”宋宝琦(象征“畸型的玉”)恰与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完全一致。此外,蒋子龙《燕赵悲歌》中的主人公武耕新就是“护更新”的谐音。李铜钟、李万举、魏天贵等人名都隐含了主人公的正义感和改革的艰难历程;而李顺大、陈奂生等名字的本身都有“顺达”和“换生”或“唤生”的象征意义。无论“小花”、“小燕”还是“顺达”、“唤生”,都是作家为本是“无名”的主人公刻意加上去的虚无的人称代码。 “伤痕文学”作品主人公的“无名状态”是荒唐岁月里中国人“集体无名”的原始写真。那时,最崇高的称呼是“同志”。例如,老舍就曾对赵树理称他为“老舍先生”耿耿于怀。当有人说这是尊重时,老舍说:“尊重?称‘同志’才是尊重!”而诗人郭小川也同样流露出对“同志”的渴望。一个中性的符号指称竟然有着如此大的威力,以致八十年代初徐敬亚因为那篇《崛起的诗群》触犯政治禁忌的时候,胡*木勃然大怒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不许旁人称徐为‘同志’”。 因为此时的“同志”二字早已超出了日常生活中的人称指谓,它是一种政治待遇,是对毛泽东“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首要问题”的第一注解。 责任编辑:雪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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