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何顿对话:都市原态的世俗关怀与野性生命的动力呈示(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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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茂:读你的小说让我感受最深的有两个中国作家对你的影响。一个是马原,这是对你叙事技巧的影响;另一个是王朔,这是对你文本内容的影响。而且我感觉王朔的影响更大,也更为成功。就像王朔的小说比马原的作品更能得到读者的认可,进而在世俗/商业的层面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一样。 值得指出的是,王朔小说表现的多是些嬉皮士、街头浪荡者、精神病患者和“空心”的“橡皮人”,这些人将“青春”挥霍在小便一样的啤酒和毒品一样的泡沫里,将“热情”泼洒在黑夜的垃圾堆里;他们没心没肺,无事生非;“理想”、“道德”、“知识”、“人生”这些宏大名词被他们当作粘满油墨的次品报纸随意地扔进了烟雾绕缭的酒巴、浑浊窒息的舞厅和废弃已久的麻将馆里;他们脸色苍白,目光呆滞而迷茫。这群被王朔精心“制造”出来的“追求快乐却又不知快乐为何物”的可怜的人。 王朔的成功在于,正是他,使全国人民成为政府权力的“准学徒”——这也恰恰是他能够得到主流话语肯定的原因。他“原则上排除了形而上学话语的忠诚”,比方说,文本把搓麻将说成是“过组织生活”,主人公动辄就是“本党”或“贵党”一类调侃(王朔《玩的就是心跳》)。在这里,王朔力图摆脱神话,用清晰的心智和冷静的意志,把本质的定义转换为相互间的算计,把崇高的信仰化为俗下的游戏。他“使游戏者担负起这样的责任:不仅对他们提出的陈述,而且也对使这些陈述得以接受的规则负责。”他获得读者的信赖不是靠一种技巧形式,而是靠戏谑、自贱的内容,靠撕去伪装的血淋淋的现实,靠触目惊心的细节所引发的情感共鸣。换言之,王朔的“元叙述”不仅拆装了主流话语的正统和崇高,而且将这一本是隐秘的“拆装”过程不加掩饰地公曝出来,将貌似“合法和公正”的权力体系以原生态形式展现在受众面前。在这种游戏中,王朔的文本策略是自贬自损的“势利型引诱”(snobbish appeal)叙事方式,即贬低自己以抬高权力话语和自损自己以奉承读者,它有效地亲密了作家与权力话语和读者的关系——权力话语因为作家的自贬,修复了因为文本的戏谑和嘲弄所可能遭受到的损害,并滋生出一种“宽宏大量”的自我满足感;而读者在感觉作家自损的同时则有一种观赏“他者自虐”的痛快。 与王朔相比,你所描写虽然也是城市下层的小市民、特别是个体户,但你写小痞子而不像王朔那样有痞气,也没有王朔小说中的反道德倾向,你是如何把握这种精神趣味的?特别在政治追求上,你没有王朔那样的要求。王朔是变着法子跟政治套近乎。电视连续剧《渴望》是最明显的例子。可是,你真的没有政治信仰吗?如果仔细分析,你那貌似搞笑的一个个细节、一句句脏话、一声声“操鳖”等不也是对主流话语极度轻蔑和不敬吗? 何顿:马原的小说我读过几篇,都是别人推荐我读而找了读的,但老老实实告诉你,马原从来就没影响过我。马原喜欢西方小说,我也喜欢西方小说,都受了西方小说的影响这是可能的,但彼此影响,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马原成名时,我还在埋头读西方小说。我现在都想不起马原的小说了,不但名字想不起来,连内容都模糊不清了,怎么会影响我呢? 至于你说我受王朔的影响比较重,那就更没道理了。老实跟你说,王朔的小说我只读过一个中篇,那就是他发在《收获》上的《动物凶猛》,此外,他的任何一篇小说我都没读过。在王朔埋头写作和四处发小说时,我正在家里埋头啃世界名著。那时候我非常固执的认为,必须把世界名著读彻底,才能把小说写好。那时我在长沙郊区的一所学校教书,那时中国才搞改革开放,外面的世界还不足以对一个想写作的人产生诱惑。如果是今天,我可能不会有耐心读一本又一本世界名著,但那时,轮到星期天我进城的话,只做一件事,就是去书店寻书买书,世界名著买尽了就买那几年翻译的法国、美国和拉美作家的小说,很少读刊物,也就不知道王朔其人。后来知道,那还是在报纸上看别人骂他的文章,再后来在《收获》上读了他的《动物凶猛》,仅此而已。你让我想起八十年代中期那位编辑回信时说的,“以后写作,你要注意如何离刘索拉远一点”。 责任编辑:雪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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