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最近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关于您的访谈录《为了报仇写小说》，书名很有悬念，书里您曾和韩少功先生、施叔青女士的谈话中提到“复仇”，能否具体解释一下书名的含义，这个“报仇”是指什么。当年鲁迅先生说“一个也不宽恕”的时候，他写小说是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刀笔投枪刺激一下麻木的国人，改造“国民性”。而您的“为报仇写小说”是有一定的指向还是要去探讨“报仇”这个理念？

　　残雪：我在创作初期没有鲁迅先生那样明确的理念，我属于在创作活动中成熟起来的作家。这本访谈录记述了我的历程，读者只要注意一下时间就可以看到我发展的大致轨迹。我虽同那个时代的鲁迅先生有差别，在出于愤怒，心里有话要说这一点上开始创作，大概是很相似的吧。随着创作的深入，我的愤怒很快就内化了，这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艺术规律在起作用。仍然是报仇，但并不是指向外部的世俗的东西，而是指向人性本身。鲁迅先生的《野草》和《铸剑》一类的作品是我的榜样，虽然他那个时候还并不完全自觉，但在这几篇伟大的作品中，他的艺术直觉战胜了他的旧观念。

　　记者：这本书收录了大约19篇对您的专访，您觉得这些对话基本能体现您的创作思路和对人生的一些态度吗？有没有一些像哲学中存在的“言说的困难”？邓晓芒教授曾说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反语言学”的倾向（中国文化更追求冥思“得意忘言”），您在访谈中则说中国文化缺乏“无中生有”的创造力，您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写作，应对此有一些独特的体会，能否解释一下。

　　残雪：这些对话应该对读者进入残雪作品有很大帮助，所以我特别重视这本书的出版。谈话的对手水平大都比较高，我的回答都是即兴的，从直觉出发的。但读者也能看出我是非常有理性的，我的创作已经形成了体系。并不是说拿这本书对照就可以读懂残雪的作品，而是在这里向读者提供一种思维方法。如果是那种内心焦虑，愿意自救的读者，他就会用我的方法去做实验。当然我的方法也并不是我的独创，而是我学习西方文化的成果。我提倡创造性的阅读，那是读懂西方经典的惟一方法。有些东西确实难以言说，尤其是现代艺术。用不停的“说”去接近对象，用颠覆既定语言，向原始风景突进的方法来创造，这是我迄今为止一直在做的。中国古典文学里头没有精神的体系，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只有精神才能无中生有，不要任何依托。而我们的古人非要“触景”才能“生情”，一有了思想上的问题就跑去看风景，从外部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比如《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人物内心的矛盾也是很表面化的。这种文学形式已经远远不能表达现代人的心灵世界。但我们文坛似乎颇为自得。

　　也许可以说中国文化追求的是在沉默中消解，而我追求的是在言说中存在。在老于世故的中国观念里，这种追求当然是十分狂妄的。

　　记者：评论界提到残雪，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卡夫卡，您觉得你们之间的关联大吗？是小说语言或者说文体类似还是两者在小说世界中有种共通的精神？余华说他初读卡夫卡时有种“原来小说竟然可以这样写”的感觉，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感觉？

　　残雪：我同卡夫卡的关联当然很大，我自己认为是一脉相承，都是来自伟大的西方经典文化。他是犹太人，我是中国人，只有我们这样的边缘人才能更好地发展西方文化，并创造出全新的东西。我不同意说卡夫卡的作品之根在犹太文化，他的核心正是经典的西方文化，他将僵死的德语运用得多么出色啊，这样的人就叫有气魄。中国文学界太小气了，太守旧了，总在那里斤斤计较自身的得失，其结果是走向没落。

　　记者：您读的卡夫卡作品是德文原著还是英文？坚持读外文小说原著为何不做一些翻译工作？邓晓芒教授最近翻译了康德的系列著作，您何不重新翻译一下卡夫卡，我觉得如果您来译卡夫卡，肯定对他的语言更能有独到把握。

　　残雪：我读英文，我不懂德文怎么能够翻译呢？我现在整天忙死了，我就对自己说，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写小说，现在又正在写卡尔维诺的评论，不时还要在报纸上写点短文。

　　记者：现在国内在外国文学方面先后“热”过一些人，卡夫卡、卡尔维诺、博尔赫斯、昆德拉都曾经或正在“热”，昆德拉曾经在《小说的艺术》中谈到“小说是为了去发现和质询人生存的可能性”，您对此有何想法？也就是说您个人看来，现代小说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和诗歌、戏剧的区别以及独到优势在何处？

　　残雪：我当然同意。我写的就正是可能的文学。我没有想过优势何在这种问题。就个人来说，我觉得小说这种形式对我来说最合适，我的人间烟火味特重，诗歌对我来说太抽象了，也许今后会尝试一下戏剧。

责任编辑:雪马
作    者:咸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