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湖南古代历史，人们总要提到这样一个名字——屈原。他是一位人们非常熟悉的伟大诗人，对长沙、湖南和整个中国的文化历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约公元前340年，屈原出生于楚国的一个贵族世家。在我国的古代历算中，以“人生于寅”为吉祥，这一年就是寅年，而屈原恰好又出生于寅月寅日，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自然更加吉祥了。因此他的父亲为他取了美好的名“平”和字“原”。“平”是“平正的意见”，“原”象征着广袤的大地。年青时屈原就具有渊博的学识，受到楚怀王的信任，被封为“左徒”。在职时，他以楚的兴亡为己任，积极要求改革内政，变法图强，并出使齐国，订立了齐楚联盟，以共抗强秦。然而，屈原的一系列主张却遭到楚国许多贵族大臣的嫉恨。在他们的挑唆下，楚怀王取消了屈原的左徒职务，贬他为一个仅负责管理王族三姓子弟的闲职“三闾大夫”。约前299年，楚怀王在武关（今陕西商县东）被秦劫持，3年后死于咸阳。继位的顷襄王听信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的谗言，再次将屈原逐出郢都，流放到长江以南地区。

　　这次放逐生涯是很艰难的。屈原在贫病交加中渡长江，过洞庭，徘徊于湘水、沅水流域。这里到处布满深谷莽林，是一片荒僻之地。屈原走着崎岖曲折的小路，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他曾在诗辞中这样描述当时的险恶处境（译文）：

　　“林中幽深昏暗，本是猿猴的住处，山岭高耸陡峭，挡住了阳光；山下黑沉沉的，经常下雨，到冬天大雪纷扬一望无边，云气弥漫，天地相连”。

　　环境是恶劣的，但屈原的心没有屈服，他表示“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余将壹道而不豫兮”，即自己决不改变志向随从流俗，仍将遵循正道一如初心，他怀着对祖国和故乡的满腔赤诚，写道（译文）：

    “啊，我在向四方远望，要几时才能再回故乡？飞鸟一定要归巢，狐死头向着山岗。我无罪而遭流窜，日日夜夜心中不忘”。

　　流放，对屈原是不幸，但对湖南这片土地却是大幸，因为三湘四水有幸接纳到屈原这位不朽的诗人。就在湘水、沅水之间，这位千古诗人留下了《离骚》、《九歌》、《渔父》等杰出诗篇。

　　《离骚》是屈原一生中最宏伟的作品，它把现实的叙述和幻想交织起来，反抒发作者强烈的爱国爱民激情和崇高纯洁的品质。长诗中屈原陈述自己的美政理想，及为实现这些理想所受到的种种阻碍与打击。在艰险的处境中，他依然对祖国和人民遭受的苦难表示深切的忧愤与同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为解救祖国的危难和人民的疾苦，他表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在诗篇中，作者还幻想渡过沅水和湘水，到九嶷山去向古帝舜陈诉，以求得启示；离开舜帝后，诗人又驾起玉龙，坐上彩凤，乘着清风，向上天进发，当抵达一座神山时已是黄昏了，他不禁又感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在这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意境中，凸现出了诗人对理想的执着和追求。

　　《九歌》是一组祭神的乐歌，包括歌辞、音乐、舞蹈，只有一首《国殇》是赞颂阵亡将士的歌。祭歌唱颂的对象大都是日神、云神、山神、水神等与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有关的神祗。这些祭歌用清新的歌辞、铿锵的音调把楚国的秀丽山川和那些自然神祗融为一体，构成了优美的神话剧。其中湘君、湘夫人这一对湘水配偶神彼此热烈相爱而终无缘会合，故事悲怨缠绵，如泣如诉，具有浓厚的湖湘地方色彩，反映出这一地区在战国时期的民俗与传说。而“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样的句子，更是用写实的手法勾画了古代洞庭湖瞬的美丽秋景，令入神往。

　　当屈原流浪于湖湘大地，写出一系列耀眼的诗篇时，楚国的形势日益恶化。前278年，秦国军队攻下郢都，楚军四散溃逃，百姓流离失所。这一切使忧国忧民的屈原心如火焚，感到深深的绝望。他顺流水而下，入洞庭、湘水一带，来到长沙附近，准备把这里作为自己生命的归宿之地。

　　屈原选择长沙并不是偶然的。在楚国的发展历史上，长沙起过重要的作用。楚国的祖先熊绎受封时最先居住在大江以北的丹阳（今湖北秭归，即屈原的故乡），以后在开拓疆土、迁徙不定中曾在大江之南的长沙经营，春秋之后才正式定都于郢。所以，长沙是楚国祖先生息过的地方，是楚王族的发祥地之一。现今鄂都、丹阳都已陷入楚国的铁蹄，要渡江北上死在那里是不可能了，于是屈原想到长沙，准备在这里以死来殉自己的理想。

　　抱定了死的决心后，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为世界留下了他的绝笔之辞《怀沙》。“怀沙”就是怀念长沙，更含有怀念先人、怀念故国的意思。屈原在这篇作品中，冷静地总结自己的一生，镇定地向世人表示以死殉国的决心。他在辞中回顾了自己始终奉行的品德和节操，大意是：

　　“我扪心自问，一直献尽忠心，蒙受冤屈仍然克制自己；即使将方的削成圆的，但这永恒的法则不会丢弃。有始无终，背叛志向，这种行径君子最为鄙夷；依照规矩办事，先前的计划不能随心更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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