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他的儿子可算是“正牌高干子弟”了。然而，曾纪泽和曾纪鸿都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季著名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学也已取得相当成就。不仅儿子个个成才，曾家的孙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昭抡、曾昭和曾约农这样的学者和教育家，这是什么缘故呢？

　　据我看，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在于曾国藩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其成功之经验，主要有三：

　　一、对于子孙，只求其读书明理，不求其做官发财，甚至也不求其早早成名。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夜)他反复叮咛：“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咸丰十年十月十六日)“……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将此二事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同治五年，纪泽已27岁，文章早已有成，湘乡县修县志举充纂修，国藩也不允许，谕之曰：“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为耻；尔文更浅而亦获虚名，尤不可也。”

　　二、绝不为子女谋求任何“特殊化”。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谕纪泽：“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同治三年七月，国藩受封侯爵，纪鸿正赴长沙考试，国藩特别写信告诫：“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场前不可与州县往来，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他对女儿也同样严格，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信云：“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信云：“余每见嫁女贪恋母家富贵而忘其翁姑者，其后必无好处。余家诸女，当教之孝顺翁姑，敬事丈夫，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

　　三、无论在读书或做人方面，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责，而是视身教重于言教，根据自己亲身体会，出之以讨论研究的态度，所以指导切实中肯，收效也就十分显著。此类例子，触目皆是，不胜枚举。但选钞其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谕纪泽一信就足够了：……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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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钟叔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