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湖湘人始终在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已经为历史所证明的，这反映了湖湘文化的魅力与独特价值。可是到了今天，湖湘文化是否仍将长久地保持其古典的传统魅力与永恒价值呢？湖湘人的文化性格，具体来说，它的固有的，被作为人文传统所继承和延续下来的生存智慧及其行为、思维、情感、心理特征，特别是它在政治、文化实践中的高效性，是否已经或者将会受到严峻的考验呢？湖湘精英们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事实上正在无情而冷酷地逼近的文化危机呢？

　　面对这一连串的疑问，笔者认为全面地、正确地、辩证地、深刻地认识自身，认识哺育、培养、造就了自身的湖湘文化传统，关注湖湘文化现实，应当是一个非常紧迫的课题。可喜的是，近年来我省有一批作家正在做这样的努力。从他们的作品可以读出湖湘文化的谜底。新近问世并获好评的《沧浪之水》，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人事

　　《沧浪之水》所描写的主要对象是湘人湘事。这里涉及了两代人，池永旭、马垂章、晏之鹤等是老一辈人，池大为、丁小槐、董柳等是新一辈人，描写的重点是后者，涉及了两个群体，即精英人物———均是知识分子出身，和一般民众———大都文化素质不高，描写的重点是前者。涉及了两种人生态度，即坚守或者放弃传统的人文立场，描写了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型”过程。作品的立意是对“转型”的困惑，包括承认其“合理性”，但又不无疑虑和隐忧，现在我们不忙于对人对事做出仓促的价值评判，而是首先从中探寻一下。在这些人事问题背后有怎样的湖湘文化。

　　作品中的“一号人物”是池大为。这本书所写的，实际上就是他的一段生命过程，宗旨是求生存，求发展，涉及了挣扎、“觉醒”、奋斗、成功，以及贯穿这些过程始终的内心矛盾与痛苦，展现了他的生活史与心灵史。把池大为看作是现在年轻一代湖湘人的“典型性格”的活标本，我以为是可以的。问题不在于他身居何处：官场、商场、文场或其他的什么场，关键是他的所作所为的方式，以及在这背后的他的思想、精神、道德、心理状况及其性格形态，均具代表性与普遍性。

　　池大为的父亲池永旭是一个饱受磨难的传统知识分子，很本份，讲操守，重人格。池大为继承了这中间的大部分东西，但又有自己的盘算。恐怕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一，他要“做个好人”；二，但是一定要“合算”。

　　他比他的父亲更务实。但与他的父亲一样，他是没有激情，没有真正远大的目标的。尽管他觉得自己的“心中充满了放眼天下的激情”，“人应该追求意义，意义比生活更重要，不然怎么还叫做人呢？”但这更多的是出自年轻人的一种狂热，内质比较虚幻，只是一种“精神上”和“心灵上的优越”。当这种“优越”在他看来并不“合算”的时候，他当然就会放弃。一旦放弃了，他的生存处境就立即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巨大的改观。有那么多现成的、活生生的例子就摆在他的眼皮子底下，那么一点点虚幻的“优越”感还值什么钱呢？于是他终于认定：“人不能不变，不能沉浸在一种幻象中不可自拔。”这就是他比他的父亲更务实的地方，也是他始终只真正重视“个体生存”。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要“做个好人”的理想。所以，无论是在挣扎期、“觉醒”期、奋斗期还是成功以后，他都尽量不干坏事，至少不行大恶，这是典型的湖湘人的行为特点。

　　作为湖湘人，当代湖湘人，池大为（从他父亲开始）从来没有在自己的生命基因中，种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类慷慨悲壮的人文性格的种子，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硬骨头精神，连“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不能做得很完全。湖湘人在中国近、现代时期那种“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狂飚突进气概，基本上已经被他所抛弃，充其量也就只是热衷于、娴熟于“在不完全的现世中寻找一点美与和谐”的“生活之艺术”而已。因此，尽管他始终良知未泯，良心尚在，他却养成了侏儒的心态，侏儒的性格，对小事格外敏感，特别患得患失，看似自尊，实则自贱。

责任编辑:雪马
作    者:钟友循